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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周
四大名著之一的《水浒传》，写的是一群强盗啸聚山林，打家窃舍与朝廷为敌。朝廷反复清剿不得，便施怀柔予以高官厚禄招安。今天中国作家协会破格录用了争议满天下的“青年才俊”郭家明，据报道还有一批８０年后的新锐作家，最年轻的是广东一位只有十八岁女中学生，据说是写所谓“奇幻小说”的。这次与前有文联官员向一贯趾高气扬的文坛新兴风云人物，“天才”韩寒伸出橄榄枝，结果热脸贴了冷屁股，被人家干脆拒绝的结果完全不同，听说这次郭敬明不但得到文坛泰斗，也曾做过政府文宣部门顶级官员的王蒙力推，还在被人揭露出郭的抄袭丑闻后，让王蒙说出“选作协成员不是在选道德楷模”这样的话来。中国的作协终于妥协了，终于认识到自己无力去和商业化潮流对着干，所以识时务了，一改原来的不屑一顾为招降纳叛。这说明作协这样的衙门开始适应于潮流，但由此也可见当下在中国，文联与作协这样具有中国特色的四不象组织的地位日益突显出的尴尬和无奈。
本来如作协这样的组织就是特定政治体制下产生出的一个文化怪胎。出现这样怪胎的原因实在该去从传统的封建政治习俗里寻找。几千年的中国文化史，本来就是一个附庸政治的历史。从最早的齐之稷下学派，到后来的封建王朝的科举，翰林制度，就是一种统治阶层对文化的垄断。中国历史上本就没有“文人”这一个阶层的存在，通常的所谓文人要么就是在朝的官员，要么就是候补的官员。即便是那些下野了的，也不过是暂居江湖，等待回头罢了。所说的文人，在这样的体制下实际就是被豢养的走徒玩物，文化也就是豢养者的工具，被豢养者使用的工具。到了现代，这样的体制表面上来看是沿袭前苏联，实际上却是中国封建政治体制阴魂不散的缩影。把所有会说话，能说话的人，利用社会政治的，经济的手段组织起来，看护起来，以为对社会话语权非强力的一种控制手段。
今天的中国社会无法再如中央王朝那样以自我为中心自居了。社会从经济到文化，无法抵挡现代思潮的冲击。体制化的手段再也无法以豢养来实行对文化，对文化人的控制，于是便产生了如韩寒这样的无视权威，对权威的破除，颠覆事件。据说还有许多原本的作协成员退会，对作协说不。在这样的情况下，作协便开始改换手法，剿之不成，招之以安。有很多人对作协这次无视民间舆论反对，强行让郭敬明这样的争议人物入会，完全变换原来那样个高高在上，老子天下第一的嘴脸，对其人已被法庭认定是抄袭者也不管不顾。这样的自甘堕落，说明的是作协对权利的恋栈。说实话，对于作协这样的对商业利益的投降，我们并不需要去做更多的愤懑和讨伐，这样一个组织骨子里本就是一个太监般的德行，你能要求它什么？今天的对商业利益的屈膝卑恭，和原本的为政治的服用是源于同一个原因。原来就非一崇尚清廉，维护文化的组织，主旨本就只是个为奴役的圈槽。说到今天它的作为，不能不让我想起曾经有过的那些被豢养者有奶便是娘的做派。
当然，今天来看，如郭敬明之流，已不是梁山好汉那样的草寇。他们的被招安与其说是投降，还不如说是作协的献媚。因为相对于作协这样一个尴尬的组织来说，郭背后所代表的是更强大的一股力量。作协这不是在对这群他们一直以来嗤之以鼻的混混做妥协，而是在像当下代表着社会强势的商业集团做臣服。其实大可不必对作协这样的行为有什么不舒服的，从打这个组织出生时起，它本就是一个奴性十足的坯子。总得对谁臣服了，才好对别的对象作威作福。在今天我们来看，作协这样一个组织，你去说什么它是个不该存在的怪胎，这就和说宦官制度是不该出现的一样幼稚。豢养的方式会改变，但豢养本身却不会消失。作协本就是豢养的存在，今天只不过是对豢养的方式做了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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